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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声快嘴李伯祥(40)

   穷追不舍

  那时家里生活条件很苦,上下水都没有,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下水道,卫生间也没有,她每天下了班得挑净水,倒泔水筲,倒土盆磕灰,每年天冷了还要安炉子,装烟囱,连扫房都是她自己干。为了照顾我的父母,她可是没少受累。就是怀孕时还自己去胡同里挑水呢。后来够月了挑不了了,我母亲帮着她,娘儿俩一块儿抬水。

  有一回南开相声队到北京东安市场演出去,也是计时收费。当时吉林市电台准备成立广播说唱团,他们去北京找人去,在东单市场相声大会一眼就看上我了,因为我从十几岁就攒底,人家一看这年轻小伙子还挺漂亮,虽然个儿不高,可嗓子挺好,又冲又爆,就来跟我接洽,跟我说他们是国营的单位,给我每月工资130块,他们那儿有个熊猫无线电厂,我爱人可以去那儿工作,我父亲也可以去当文艺老师。

  我看条件挺好的,带着我当时的搭档茹少亭就去了,我们俩把户口都迁过去了,准备就长期在东北呆下去了。

  我那年23岁,我爱人那年18岁,我们刚结婚半个月,我5月2日结婚,5月底我就跑吉林去了。她掉着眼泪送的我,她问我为什么去,我说为了事业,我得上国营的地方去。

  当时南开相声队是民营团体,是民办官助,自负盈亏,国家有时补助点钱做个大褂,做个桌围子,工资、医疗都要自给自足。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嘛,我们年轻人都想奔国营的地方去。

  曲艺队就把这情况反映到南开区文化局的文化科,又反映到市里,告状说吉林市电台挖墙脚,要求逮挖墙脚儿的。最后一状告到吉林省委书记吴德那去了,吴德原先在天津当过市长,能不向着天津吗?结果他就说了句“让他们回去吧”,下面就顶不住了,就这样把我们“逮”回来了。

  当时电台还给我们开了欢送会,欢送我和茹少亭,还有个坠子演员,台长还直难过,跟我说:“伯祥,实在对不起,上级领导发话了,我们只能执行了。”

  结果吉林市委宣传部开的介绍信,派人把我们的户口送回天津的有关派出所,到现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我是从吉林迁回的。

  回天津以后,相声队要求我们去报到并作检讨,才能恢复工作。有半个多月我没去报到,还是想跑国营单位去。但是有一样把我难住了,我没有粮食吃,你不找他去他不给你开证明,不给你上粮食关系,这可要了我的命了。

  我记得菇少亭跟我说:伯祥兄弟,我实在饿不起了,我得检讨去了。我一检讨,他给我上粮食关系,我得吃饭啊。